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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捷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商务英语研究所所长），张丹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这一过程必然是跨文化的传播。跨文化传播需要相互理解和沟通，为达到最佳的沟通效果，跨文化双方都要具备相应的跨文化意识与能力。本文提出“三位一体”的跨文化传播框架，“三位”是指深层次的思维模式、宏观的篇章结构及微观的字词三个维度，“一体”则是指将上述三个维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目的是提高我们跨文化传播的意识与能力，确保并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从而让国际社会，尤其是与中国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西方国家听得见、听得懂中国故事。
首先，在深层次的思维模式层面，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更倾向于整体观，而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则更倾向于分析型思维，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这种差异与双方各自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与历史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中国的整体观哲学思想已经延续千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正如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哲学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此外，孔子的很多思想，包括“仁者爱人”、“修己以安百姓”、“德才兼备”等，也都体现了整体观的思想。具体来看，“仁者爱人”是指具有仁爱之心的贤者不仅爱其家人，而且扩展至整个社会；“修己以安百姓”是指修养自己的品德，才能兼济天下、惠安百姓；“德才兼备”是指选拔人才的标准，德行和才能并重，以德为先。
而西方国家的分析型思维则深受原子主义观念的影响。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最早提出原子论，并在近代启迪了西方科学革命。作为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学说，原子论认为世界万物是由大量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所构成，这些微粒称为原子。1918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于提出了逻辑原子主义，这一思想可追溯至古典原子论。作为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逻辑原子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分析型思维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该哲学思想认为事物可以被分解为不可再分的原子，即最小的逻辑单元。更为重要的是，它主张这些原子是彼此独立的个体，无法被当作一个统一体来看待。
其次，中西方这两种不同的深层次思维模式还导致了双方在宏观的篇章结构层面的差异，具体而言，中文多为“螺旋型”篇章结构，而英文常用“直线型”篇章结构。
受整体观思维模式的影响，中文的宏观篇章结构通常呈现“螺旋型”式的上升形式。在中文写作中，往往从与文章主旨相关的外围信息说起，充分交代相关背景及信息，逐渐地强化论证，并最终于文末呈现核心观点。这种篇章结构娓娓道来，能够自然地引入主题，使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信息。然而，若铺垫过多也可能造成不着重点，闪烁其词，论证不够充分等负面影响，从而无法有效实现沟通目的。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面向西方国家的英文报道仍然未能很好地转变思维模式，没有改变“螺旋式”的篇章结构特征，这需要在今后“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中予以调整。
而西方国家的分析型思维模式在英文宏观的篇章结构上体现为“直线型”。这是一种直接、简洁、清晰的交流方式。通常，这样的结构会从最核心的主题开始，然后提出具体的证据围绕中心进行论证。尽管这种风格具有论述清晰、行文简洁等优点，但是有时可能会显得“强势”，尤其在表述不同观点时，可能会给受众带来咄咄逼人，甚至强加于人的感受，不利于实现跨文化沟通目的。
最后，微观字词层面的差异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最易被观察到，也是讨论较多的一个维度。要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不能简单地依靠逐字翻译，还要充分考虑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以及文化背景。如中文的“和”，在对外翻译时，不能机械地、一成不变地翻译成“harmony”，因为在西方文化中，“harmony”除了有正面的“和谐”的意思，还可能隐含着带有强制意味的“统一性（uniformity）”、“从众性（conformity）”、“千篇一律（sameness）”等意思，而后者具有明显的负面色彩。这显然与我们所要表达的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存在着较大的信息偏差。中国的“和”是“和而不同”（harmony with diversity）,是“多样性的统一”(unity with diversity)，是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多样性与多元性前提之下的和谐和团结。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迫切需要我们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意识与能力。具体而言，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应从深层次思维模式、宏观的篇章结构和微观字词层面，“三位一体”地认识差异，进行跨文化的适应和调整，最终达到最佳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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